【报告人简介】 

胡令远，博士。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上海高校智库“亚太区域合作与治理研究中心” 副主任、教育部“两岸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首席教授。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学研究学会（香港）副会长。曾任日本东京大学外国人研究员、京都大学客座教授、香港大学客座教授。研究方向为当代中日关系、文化·文明与国际政治。主要研究成果有《东亚文明的共振与环流》《战后日本的主要社会思潮与中日关系》《国际化——岛国日本的历史抉择》等多部著作，发表中、日、英文学术论文60余篇。

 

【演讲概要】

关于新时代中日关系顶层设计

中国要从“形而上”、“形而下”两个个层面来处理好新时代的中日关系。

所谓“形而上”，是指中日关系的顶层设计及其理念。近年，一般人们所说的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主要是指在经济领域及其产生的辐射效应。党的十九大前后，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即中国何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经济业绩，其背后的制度要素、文明要素逐渐引起人们进行深入探讨的兴趣。所以，一方面我们自己首先要很好地回答世界的这一“时代之问”，同时，在内在逻辑上必然要对中国关于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的根本理念与看法做出回应。也即必须要在理念和价值观上有一个“形而上”的东西，让世界能够洞察中国将如何引领人类发展的未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倡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使中国在国际关系理论上的创新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一方面，其具体的实践性内涵，在不同文明背景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中，已经在尝试之中；而以东方文明为基底的中日两国新型关系的建构，业已成为我们所直面的课题---其具体的内涵，无疑应是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和四项原则共识之精神及其延伸。另一方面，成体系的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建无疑是对我们政治智慧和创新能力的考验。

所谓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应该是在新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创建过程中，新型大国关系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过程的一种创造性实践。

相对于价值理念的“形而上”，就中日关系而言，所谓“形而下”的层面，主要指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目下中日双方最重要的关切之点，二是指两国发展的战略取向。就日本而言，它对海上安全的担忧是与生俱来的，近年随着中国海上力量的增长，中日间在安全问题上的结构性矛盾随之深化。一方面中国成为海洋强国，缘于国家发展的内在逻辑，难以逆转；另一方面，这在客观上对日本的海洋安全尤其是作为岛国仰赖海外的海上通道安全，形成一种有形无形的重大压力。而钓鱼岛问题，不过是一个象征。所谓来自中国的物理性威胁，进而到“中国威胁论”，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缘由。因此，中国应该充分理解日本的这种关切，最大限度地缓解他们的现实担忧。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是底线。日本在地缘政治和历史上对干预台湾问题，容易有一种内在冲动。加之美国因素，所以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必须慎之又慎，将其对中日关系大局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此外，在国家的战略取向上，对日本在包括安保理念在内要“走出战后”，成为“普通国家”的诉求，中日两国在认识和实际两个层面都存在“温度差”。中国主要基于历史来看这一问题，而日本主要借助于现实的张力。实际上，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恐怕还要仰赖日本国民，即日本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决定权在他们自己手里。近邻中国的迅速崛起，日本充满疑虑和复杂心态其实并不难理解。而中国不可能先验地自证和平崛起，以使日本放心，这是一个历史性挑战。

建构新时代中日两国的新型关系，是一个长期的摸索过程，也是我们的历史使命。